湖南最大单体地面光伏电站在零陵并网发电

全球化更明显地表现出两个趋势：一个是风险和危机愈来愈多，愈来愈国际化，其波及的范围、威胁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因此，取消煤价双轨制、实行煤电联动机制以及取消煤炭铁路运输配额制等措施可望为电价领域开展进一步的重要改革铺平道路，并有助于促进铁路交通行业向更加市场导向的模式发展。中国每年消耗约35亿吨煤炭，占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70%以上（石油每天1000万桶的消费量只占不到四分之一的比重）。

我们认为，对经济造成的更大的扭曲在于：由于对电煤价格、铁路运输和电价实行管制而形成了能源价格补贴，这带来能源利用效率低下、能源密集型重工业产能过剩、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从中期来看，这项改革可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国家发改委承认在旧体制下，重点电煤和市场价长期存在较大差价，不同煤、电企业合同数量的差异导致了不公平竞争，而在煤价大幅波动时合同兑现率低，带来电煤供应不稳。（来源：财经网）汪涛现任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进入专题： 能源价格改革 。此外，改革方案还强调继续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当电煤价格波动幅度超过5%时，以年度为周期，相应调整上网电价，同时将电力企业消纳煤价波动的比例由30%调整为10%。

首先，煤炭是中国的基础能源。我们认为，这是朝着十八大确立的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改革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套管理体制所依据的哲学，是日本人从美国统计学与管理学大师德明（J.W. Deming）那里学来的。

自1868年走出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后，日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它影响国际事务与理念的能力之大，与它自身的规模与地理位置很不成比例。将近30年前我在美国读商学院时，我和同学就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日本的管理体制。生于1900年的德明是一位学者，他认为企业应该集中关注质量、组织协调性与长期性问题。这些经济学家认为，日本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途径是让物价温和上涨，这将鼓励日本家庭和企业开支而不是储蓄。

但安倍晋三成为日本首相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甚至比影响钓鱼岛争端和中日关系这个原因还要大，那就是：安倍希望结束日本的通货紧缩状态，而他为此而采取的政策如果成功，将会给整个东北亚甚至其他地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日本将再一次证明它作为一个小国而影响整个世界的惊人能力。

不过，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重新崛起为全球主导性工业国的进程，并没有伴随着金融系统的现代化，也没有伴随对外国间接与直接投资的开放。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跨国企业突然崛起，并在20世纪80年年代成为全球业界领导者，就是这方面一个例子。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产品，尤其是消费性电子产品和汽车，就已经大举攻入西方市场。但真正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债券的购买者确实有对正实际收益的预期，而这一预期的前提是，对日本物价持续下降的预期。

但是，即使是在20年的经济停滞之后，今天的日本仍是东北亚、甚至全球极其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大国，这是因为它和美国的亲密关系，以及仍居世界第三的经济总量。如果利率仍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随着通胀率的上升，单靠政府呼吁爱国主义将是不够的。在通货膨胀上升的情况下，不管日本官方利率是不是上升，日本债券价格将下降，而日本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巨大金额的日元债券（占日元债券持有的大部分）的价值将会下滑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最主要原因是土地财政制度，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下决心改变土地财政的时候了。

当前地方政府为了扩大土地财政收入，有意通过经营土地和经营城市来炒高地价和房价，从而导致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子，农民进城打工但很难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一员。这样才有目前中国相当良好的城市发展以及经济增长。

当前反对土地财政，有两个相当不同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地方政府低价向农民征地，高价到市场卖地，赚取巨额土地差价，侵害了农民利益，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应该提高给失地农民的补偿，甚至应该按市场价格给失地农民补偿，政府不应当赚取本该归农民的土地利益。不过，完全没有土地财政，仅仅靠税收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是没有可能性的。

总而言之，当前阶段，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仍然是利大于弊的，应当坚持和完善，而不应当彻底否定。但总体来讲，失地农民只是要求分享更多土地补偿而非要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这是因为农民对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安排有认同，他们是承认现在土地制度安排的。(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进入 贺雪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土地财政 。按这样一种观点来改革中国土地制度，就意味着正好处在特定位置(尤其是大中城市近郊)的农民可以获得巨大的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其结果是，在大中城市近郊形成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集团。政府有了钱，喜欢做大而无用的政绩工程，则可以通过对土地财政用途更加严格控制来相对地加以调节。第二个理由是，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卖地生财，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既是执法者，又是商人，地方政府就容易短期利益最大化，从而推高房价，不仅进城农民买不起房子，甚至城市工薪阶层也买不起房子。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征地很难，但征地仍在继续，这是在发展中的困难，是在困难中发展，无碍中国发展大局。两种观点在对土地财政的评价上有一个共识，就是承认土地财政对于推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化速度具有积极作用，正是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及土地财政，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种观点的论证中，关于征地拆迁越来越难的描述是正确的，但在当前中国如此巨大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在土地非农使用巨额增值收益背景下，没有矛盾当然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华生说：城市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我们现在的许多政策，正好以限制外来人口作为基点。

地方政府追求短期财政收入最大化，用财政收入建设大量没有实际必要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就会从长期恶化城市化的环境，造成城市化的困境。反过来，又正是现行土地制度防止了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形成一个庞大土地食利阶层，从而可以将其中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这样一种观点的一个立论基础是，随着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越来越要求分享更多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征地越来越难，冲突越来越多，成本也越来越高，现行征地办法已不可持续。城市化首先要能在城里买得起房，要买得起房，房价就不能高，要房价不高，地价就不能高。在目前国家采取偏紧的建设用地供给背景下面，土地非农使用具有很大的增值收僧，且随着城市扩张，处在城市扩张边缘地带的土地具有更高非农使用增值收益，两者加起来，就使得特定位置的农地征收为建设用地必然形成增值收益，目前政府土地财政主要来自这个农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这部分增值收益中，一部分给到失地农民，一部分留给政府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土地财政没有什么不好。从让利于农民角度反对土地财政的观点，要求进一步确立农民土地权利包括给农民土地发展权、开发权，减少政府征地，让农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做到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建立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等等。

当执法人变成牟利人的时候，这个市场不可能是正常的市场。更重要的是，政府低价从农民那里征地，高价卖地本身是合乎市场经济规律的。

关于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土地财政收入而推高地价和房价，其中一个办法是中央可要求地方建相应比例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从而使更多人有能力真正进城。政府不能当商人，靠卖土地来赚钱，从农民那里争土地，然后用高价出让土地，取得土地出让金，使政府从执法者变成盈利者，这是现在房地产市场所有乱象的根源

两种观点在对土地财政的评价上有一个共识，就是承认土地财政对于推动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市化速度具有积极作用，正是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安排及土地财政，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总体来讲，失地农民只是要求分享更多土地补偿而非要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这是因为农民对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安排有认同，他们是承认现在土地制度安排的。

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最主要原因是土地财政制度，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下决心改变土地财政的时候了。不过，完全没有土地财政，仅仅靠税收来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是没有可能性的。经济学家华生说：城市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我们现在的许多政策，正好以限制外来人口作为基点。地方政府追求短期财政收入最大化，用财政收入建设大量没有实际必要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就会从长期恶化城市化的环境，造成城市化的困境。

这种观点的论证中，关于征地拆迁越来越难的描述是正确的，但在当前中国如此巨大而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在土地非农使用巨额增值收益背景下，没有矛盾当然是不可能的。当执法人变成牟利人的时候，这个市场不可能是正常的市场。

总而言之，当前阶段，中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仍然是利大于弊的，应当坚持和完善，而不应当彻底否定。(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进入 贺雪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土地财政 。

政府有了钱，喜欢做大而无用的政绩工程，则可以通过对土地财政用途更加严格控制来相对地加以调节。当前地方政府为了扩大土地财政收入，有意通过经营土地和经营城市来炒高地价和房价，从而导致农民在城市买不起房子，农民进城打工但很难融入城市成为城市一员。